在我国现行刑事法治框架内，已经不存在私力报复的制度空间;有限的私力救济，主要体现在正当防卫和紧急避险中，同时规定了严格的限制条件，确保其不被滥用。也就是说，在制度层面，私力复仇已被彻底摒弃，标题中所说“彻底摒弃”，指的是观念。“观念是行动的先导”，它很重要。具体到私力复仇问题，有人认为它仍具有某种正当性，一旦这种观念误导更多人，那么，目前制度层面没规定，将来却可能有空间。
想起说这些，缘于张扣扣案件。除夕夜“为母报仇”连杀三人，本案令人震惊和关注。1月8日，陕西省汉中市中级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被告人张扣扣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犯故意毁坏财物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法院认为，本案虽然事出有因，张扣扣系初犯且有自首情节，但是依法不足以对其从轻处罚。
宣判后，张扣扣当庭表示上诉，其最终命运仍有变数。目前可探讨也值得探讨的是，辩护律师在辩护词中提出的一些观点以及法院的认定。辩护词分五部分(“这是一个血亲复仇的故事”“张扣扣没有更好的仇恨排遣通道”“复仇有着深刻的人性和社会基础”“国家法应该适当吸纳民间正义情感”“尾声：张扣扣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提出辩护意见，“用最诚恳的态度，恳求法庭能够刀下留人”。我认真读了辩护词，从文采角度堪称范本。不过，从法院判决看，它并未实现“刀下留人”的效果。当然，这不说明辩护是失败的，毕竟，被告人获得怎样的刑罚，辩护会起一定作用，但根本上取决于被告人犯了怎样的罪行。
律师辩护的核心，是论证被告人“为母报仇”具有一定正当性。为了支持其观点，律师引用了不少中外法学家的观点，也举了一些古代私力复仇被宽宥的事例。学术观点无非一家之言，有这么说的，找相反的也不难，不足为据，倒是举的那些历史上的事例，可以一说。这些事例都是事实，曾经真实发生，但现代法治之所以摒弃私力复仇，是因为其存在严重弊端，和现代法治已经格格不入。我们固然不能用现代法治眼光否定历史上的合理性，但用历史上曾经存在论证现在仍具有合理性，同样缺乏说服力。
古代私力复仇具有一定正当性，基础在于当时公力救济的不及时、不充分。当国家不能让被害人充分实现公正、感受公正的时候，给私力救济一定空间就是必要的。而在现代法治环境下，被害人的公正可以通过国家追诉的方式得到最大程度的实现，私力救济也就不再必要。
国家可以最大限度给被害人公正，这是就总体而言的。具体到个案，不排除出现公正不及时甚至不公正的情况(根据法院对张扣扣父亲申诉的复查结论，张扣扣母亲案不属于这种情况)，但即使这种时候，私力救济仍不被法律认可。这是因为，私力救济存在严重弊端，会产生巨大危害。同样的事件，每个人心中的“公正”不一样。任由当事人判断并根据自己的判断私力救济，将导致无休止的“复仇”，社会将处于无序和混乱中，而包括当事人在内的每个人，都将是无序和混乱的受害者。本案中，三名被害人是受害者自不待言，而张扣扣如果能够对私力复仇的性质、后果有充分认识，而不是头脑一热不管不顾，或能避免走上犯罪的道路。有人说“他毕竟出了一口气”，但用一生的代价“出一口气”，代价太大了。
彻底摒弃私力复仇，是现代法治的要求，是公民安全、社会稳定的需要;对私力复仇似是而非的肯定甚至褒扬，需要警惕。( 原标题：“张扣扣案”观察：现代法治必须彻底摒弃私力复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