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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入党故事》今天的故事主角，是一位扎根基层的司法行政人。工作中的所思所悟，老党员的言传身教，使她逐步认识到党员的责任与担当，最终成长为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她就是来自北京市法律援助中心的陈百珍。

　　我的入党故事，是从狱警王荣琴大姐的一句问话开始。2006年冬天，25岁的我刚步入工作岗位，是大兴区安定镇司法所的一名司法助理员，负责社区矫正、安置帮教等工作。50岁的王荣琴大姐是监狱局派驻各区司法局、协助开展社区矫正工作的监狱警察，对待工作认真负责。我温和，她严厉，我俩配合得不错。

　　私下里，王大姐很随和，有时会流露出女孩子一般的可爱劲儿，我们是同事，更是好友。一次闲聊中，当她得知我还没有入党的想法，露出惊讶的神色。至今，我依然清楚记得当时的场景。她坐着，我站着；她瞪大了眼睛，目光透过眼镜上框盯着我，有一丝质疑，还有不解，“我们女监的干警小姑娘，都积极要求入党。”当时我心想，我怎么就不能是非党员，我从来都没有想过入党的事。

　　接下来的日子里，王大姐把吸收我入党作为一项重要任务，包括后来身边的党员同事们，经常鼓励我，希望我入党。当时的我，懵懵懂懂，不知道入党的意义所在，但这个集体感染着、培养着我。在这里，我学会了基层调解、摆摊宣传、教育矫正等等，也增长了协调沟通，争取村委支持司法所工作的本领。身边的同事们每天不辞辛苦为群众办实事，脸上都乐呵呵的，我想成为他们的一员。于是，我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2007年7月1日，我光荣地成为了一名预备党员。多了一个身份，就多了一份责任，更要多一份担当。几年中，我所在的司法所由最初的两间办公室发展到接待大厅、社区矫正室、人民调解室、法律服务室、办公室等功能用房齐全、设施设备先进、制度完善的五星级司法所。特别是社区矫正工作，我和同事们走遍了大兴区安定镇33个行政村，推动开发了当时全市第一套社区矫正信息化管理系统。

　　工作忙碌而有价值，社区服刑人员们有的结婚生子，过上了挣钱养家有奔头的踏实日子；有的种大棚蔬菜，汶川地震后第一时间联系司法所捐款捐物，有的重返校园……一个社区服刑人员的妻子感激司法所对丈夫的教育，后来成为社区矫正协管员。

　　我努力工作也得到了组织上的认可。2007年，我被评为北京市十佳司法助理员。时光荏苒，那个严厉的，要求我入党的王荣琴大姐早已退休，我也步入不惑之年，但我时常会想起她，想起那段入党经历。

　　工作中，我也深刻感受到“党员”这个称呼在群众心里的分量。今年初，根据组织安排，我从“幕后”的办公室工作走向“前台”法律援助业务岗位。3月初，全国“两会”召开期间，一名东北残疾老人来到市法援中心申请法律援助。老人原是国企工人，因工伤提前办理退休，但养老待遇问题迟迟未能解决，且因单位几次撤并，维权路异常艰辛，经历十几个诉讼均无成效。经审核，老人不符合法律援助条件。老人认定我们在故意刁难他，扬起嗓门就在大厅里叫嚷起来，给他出示政策文件原文也不信。

　　我们一边安抚他的情绪，一边给他讲法律援助的政策规定，一个多小时过后，老人仍然气难平，我陷入了沮丧中。几乎是下意识，我拿起桌子上的“党员先锋岗”牌子说，“我是党员，要讲原则，更应当依法依规办事......”

　　没想到，老人就此打消了疑虑，平静下来。“我也是党员，你是党员我就信你！”为了给老人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法援中心安排了一名值班律师为他提供专业法律咨询并代写申诉书，老人满意而归。

　　这件事让我由衷理解了，党性教育和党员身份教育，有时来自于群众的认可和肯定，它是生动的，也是在日复一日的一线服务中不断强化。

　　这些年来，从乡镇司法所到区司法局，再到市法律援助中心，无论岗位变换，我从未忘记作为一名司法行政人的职责，更不敢忘记自己党员的身份。入党十几年来，我始终保持初心，不曾丢下理想和信念，在平凡的岗位上，在法律援助业务中，内心依然坚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