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聂耳的是我，培养聂耳的是共产党。聂耳在生时我爱他，共产党把他教育成长。他已死去二十年了，但我一直感觉他还活着。我要永远感谢共产党，感谢毛主席，感谢怀念聂耳的亲爱的同志们。”1955年，聂耳去世20年之后，他的母亲彭寂宽曾写下这样的话语。
生长在昆明 对家乡对母亲有无尽的爱
1912年，聂耳出生在昆明甬道街家里开的成春堂药店里。
聂耳与母亲的感情很深，他4岁丧父，从小就看到母亲艰难地行医养家，挑起全家生活重担的不容易，他非常孝顺。从聂耳的日记和一封封的家信中，也能看出妈妈是他最爱的人。
聂母重视子女的教育，家教甚严，有一套家规，人人必须遵守。比如：不准子女当着客人的面要钱；不准拿别人的一针一线；每天按时起床睡觉；对长辈要尊敬；不准抽烟、饮酒和赌博等等。
聂耳的音乐天赋来自母亲的影响，他的母亲彭寂宽在云南玉溪傣族地区长大，能唱各种民歌，还会唱花灯调等，聂耳从小就受到母亲吟唱的民间曲调的熏陶，对音乐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学会了好几种乐器的演奏。
在聂耳23年的生命中，有18年是在昆明生长的，翠湖、大观楼、西山……都是聂耳很喜欢去的地方。他深深地热爱着这片土地，在上海时，他多次在给母亲的信中写到思乡之情。
少年时聂耳成绩优异，喜爱读书，上中学时他读了不少进步书籍。受李国柱、吴澄等中共早期优秀党员的影响，他于1928年加入了共青团组织。
远走上海 入党后创作出“第一音符”
1933年，在白色恐怖最严重的时期，聂耳在上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5年，田汉被捕，夏衍将田汉创作的《风云儿女》影片梗概改写成电影剧本，聂耳主动要求为影片作曲。
聂耳用两个月的时间完成了《义勇军进行曲》的初稿，但来不及再修改。为躲避国民党追捕，1935年4月，他离开上海去了日本。修订后的曲谱是聂耳从东京寄回国的。
1935年7月17日，聂耳在日本藤泽市游泳时不幸溺水身亡，年仅23岁……
云南师范大学教授、云南省中国近代史研究会会长吴宝璋先生认为，“加入中国共产党，对聂耳的人生道路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转折，是一个新的非常重要的起点。他把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和自己的革命活动，特别是艺术创作，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并末离开 他的精神自有后来人
聂丽华是聂耳的亲侄女，是聂耳三哥聂叙伦的女儿，她在聂耳去世的1935年出生，从小听着奶奶彭寂宽讲叔叔聂耳的故事，对聂耳有很深的感情。
奶奶在昆明甬道街经营“成春堂”中草药店。聂丽华记得，那是一间很窄的中药店，有三层楼，奶奶忙于看病、做药、抓药，孩子们就在楼上玩。三楼是小阁楼，为躲避特务，奶奶把聂耳留下的东西都藏在三楼上，其中有个睡柜，聂耳就出生在那个睡柜里。
此外，还有些聂耳留下的唱片、日记、相册。聂丽华和姐妹们经常在那个睡柜里玩躲猫猫，翻看那些相册，用手摇唱机放聂耳的音乐，用他的音乐做游戏。
比如放《金蛇狂舞》，几个女孩就跳舞，一个人扮蛇的样子来抓人；老四心肠特别软，爱哭，她们就唱《铁蹄下的歌女》、《梅娘曲》逗她哭……“聂耳的音乐真是好，那么小的小孩听了会感动。”聂丽华回忆。
冬天，奶奶看完病，把药房门一关，烤个烘笼，就给几个孙女讲聂耳的故事，一讲就会流泪，“讲得我们都哭，讲完就会问我们：‘你们能不能像你叔叔一样？’我们就说：‘会的！’所以从我幼年起，就在心里有了一个想法，长大了要像我叔叔一样。”
聂耳年仅23岁就去世，没有留下后代，如今与他有血源关系的亲属还有一百多人，在这些亲人当中，只有聂丽华和她的儿子青山从事音乐工作。
从小，聂丽华就立志要做一个像叔叔聂耳那样对国家、对社会有用的人，她后来成为云南民族电影制片厂的一位作曲家。
多年来，聂丽华追寻聂耳的足迹，去拜访过聂耳的老朋友、聂耳曾经帮助过的《卖报歌》中的“小毛头”杨碧君、去寻访日本聂耳遇难地……她一直不遗余力地收集、整理聂耳的相关资料。
聂丽华的儿子、聂耳的侄孙青山是一位作曲家、音乐制作人。2019年，他执导了一部讲述聂耳故事的电影《为国而歌》，上映后，很多观众深受感动，在这部电影里看到了一个形象生动丰满的音乐家聂耳。2021年6月18日，《为国而歌》将在全国院线再次复映。
青山认为，现在的年轻人可以从聂耳身上学会一种社会的责任感，“聂耳20岁时给妈妈写了一封信，他妈妈想让他先成婚再做事，聂耳对妈妈说： 妈妈，我是为社会而生的，我要在人类社会里做出伟大的事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