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讯通中心

　　文化是马克思恩格斯十分关注的一个主题。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立足人与自然的关系来分析文化的本质。他认为：“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的过程中，人才真正地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这种生产是人的能动的类生活。通过这种生产，自然界才表现为他的作品和他的现实。”

　　马克思恩格斯理解的“文化”内涵具有广义和狭义两个方面。广义上的文化指的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阶段或社会迭变的发展形态。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写道：“在文化初期，已经取得的劳动生产力很低，但是需要也很低，需要是同满足需要的手段一同发展的，并且是依靠这些手段发展的。”恩格斯则从社会形态的角度对“文化”和“文明”作了概念界定，他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借用摩尔根的历史分期法，将文明时代置于蒙昧时代和野蛮时代之后，彰显了文明之于“史前各文化阶段”的高阶意义。

　　马克思恩格斯将狭义上的“文化”具象化为政治、艺术、哲学等精神产物。他们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强调：“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的语言中的精神生产也是这样。”

　　马克思恩格斯阐述的是基于唯物史观的“文化”，他们反对唯心史观对“文化”的碎片化理解。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同时，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批判了唯心史观追捧的文化史，认为“这些个人的一定社会性质的生产，当然是出发点……这是鲁滨逊一类的故事，这类故事决不像文化史家想象的那样，仅仅表示对过度文明的反动和要回到被误解了的自然生活中去”。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也指出：“旧的、还没有被排除掉的唯心主义历史观不知道任何基于物质利益的阶级斗争，而且根本不知道任何物质利益;生产和一切经济关系，在它那里只是被当做‘文化史’的从属因素顺便提一下。”

　　19世纪80年代末，一些新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青年派”片面地把唯物史观理解为“经济唯物主义”，否定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能动作用。对此，恩格斯在给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康拉德·施米特的信中指出：“物质存在方式虽然是始因，但是这并不排斥思想领域也反过来对物质存在方式起作用。”“每一个时代的哲学作为分工的一个特定的领域，都具有由它的先驱传给它而它便由此出发的特定的思想材料作为前提。因此，经济上落后的国家在哲学上仍然能够演奏第一小提琴。”他在给大学生瓦尔特·博尔吉乌斯的信中阐明了同样的道理，认为政治、哲学、文学、艺术等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作用并对经济基础发生作用”。

　　马克思恩格斯立足人的主体性，强调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是“文化”的价值旨归。《共产党宣言》提出，进行共产主义的“精神生产”，就是要“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以实现“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文化的相关论述深刻影响着中国共产党人。毛泽东指出，新民主主义文化是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凡属我们今天用得着的”中国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都应该吸收”，但“决不能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收”，同时明确提出马列主义要“更进一步地和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深相结合起来”，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两个大局”，鲜明提出“两个结合”的重大论断，是我们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得出的规律性认识，是我们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特别是“第二个结合”的提出，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是对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表明我们党对中国道路、理论、制度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表明我们党的历史自信、文化自信达到了新高度，表明我们党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推进文化创新的自觉性达到了新高度。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类社会每一次跃进，人类文化每一次升华，无不伴随着文化的历史性进步。”新时代新征程，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文化思想，坚定文化自信、秉持开放包容、坚持守正创新，更加有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持续巩固我们的文化主体性，不断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