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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革命历史进程中，周恩来、邓颖超这对革命伴侣，50多年如一日，志同道合，心手相牵，风雨同舟，忠贞不渝，堪称楷模。如果说每个成功男人背后都有一位默默奉献、甘愿付出的女人的话，那么邓颖超便是其中的一位杰出代表。家书是不说谎的历史，是窥探心灵的窗户。让我们透过邓大姐与丈夫、与亲人的部分书信，来看看其如何做妻子，当母亲。从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了解这位平凡而伟大女性的人性光辉。

　　相濡以沫 肝胆相照

　　为了共同的理想，邓颖超和周恩来于1925年8月在广州结婚。从此，开启了两人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做夫妻、为伴侣、做战友的光辉岁月。在艰险的革命斗争环境里，两人时聚时分，彼此牵挂，情深意浓。无论发生什么，邓颖超总是以女性的温婉体贴和妻子的特有情怀，给周恩来以关心与呵护。1942年7月，在中共中央南方局重庆，周恩来因过度劳累，犯病住院。邓颖超经常看望和陪护。每当不在一起时，便以鸿雁传书，对周恩来以热切的问候和贴心的抚慰。7月7日，邓颖超在信中以“来”开头，“颖妹”落款，动情地写道：“正以你为念。接到泰隆信，知你昨夜睡眠好，不曾受日间多人谈话的影响，悬着的心，如一释重负，而感到恬适轻松！……现在你一天比一天好起来，快出院了，我真快活！……一心一意在欢迎你回来，我已经开始整洁我们的房间迎接你了。”信的结尾是“情长纸短，还吻你万千”。给夫君一份甜蜜大礼和心灵的慰藉。

　　1954年4—7月间，为实现印度支那和朝鲜半岛和平，周恩来以外长身份率中国代表团出席日内瓦会议。由于美英等西方敌对势力的阻挠破坏，会议前后开了80多天。在家的邓颖超，看到院内周恩来喜欢的海棠花开了，见花思人，就剪下硕大的一朵放进一本厚书里压实，然后连同之前采自北京香山的红叶，一起装进信封。并在一张纸条上写上“红叶一片，寄上想念”，托信使捎给周恩来。周恩来收到后，知道邓大姐在想他。由于工作太忙，多日未能回信。经身边人员多次催促，6月13日深夜回信并对邓大姐感言“你还是那样热情和理智交织着，我愧不及你”。海棠寄语，红叶传情，方式别致，简约而芬芳，朴质而浪漫。为的是给心上人紧张生活中“加上一些点缀和情趣”。1955年3月，我有关部门获悉，台湾特务机关策划乘周恩来率中国代表团出席万隆亚非会议之机，谋害周恩来和代表团成员。身处北京的邓颖超得知后，很是担心，但同时也表现出一个革命者的坚定和自信。4月10日，邓大姐抱病提笔，在给“最亲爱的人”的信中深情写道：“别才三日，但禁不住要写几个字给你。这次蒋贼是蓄意下毒手施行暗害的……你出外活动，必须严密警惕，仔细机警。为了人民的利益，为了人类进步崇高的事业，为了你能做更多工作，你必须善于保卫你自己。在这方面，也必须取得对敌斗争的胜利。我衷心祝福你胜利平安的归来，热烈地在期待着欢迎你。”为了宽慰战友，同时给自己鼓劲，信中还写道：“虽然偶一念及，亦难禁忐忑，但一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我们正从事着前人从未做过的光辉伟大事业，则就忘我而处之泰然了。何况还有三十多年的经历和考验哩！”落款为“你的知己兼好妻”。字里行间，那种对心上人的安危牵挂，对正义事业的必胜信念跃然纸上。

　　1970年3月底，眼看再有几天就将出访朝鲜，周恩来抓紧处理国事，没日没夜地工作，整个人看上去很疲惫。几次劝告无果，于是邓颖超以书代言，郑重发声。“繁忙工作中，要有稍事喘息的安排，做最低标准的精力储备，以防不测。要大破既往的习惯势力，行前狠舍一些事物，凡能回来办的就留着回来办，也可使繁从简。总之要储备精神，保持好状态……”明确表示“这是从全局和对敌斗争的需要提出来的”。“希望你能认真地注意考虑并采纳我的这些意见”。此番忠告，得到了周恩来的回应：“同意你的好建议，我当照办。望告杨德中、钱嘉东两同志也帮助注意。可给他们一看。”这样，邓大姐悬着的心总算有些许放下。为了周恩来的休息和健康，为了他“能够为党工作得长久一些，更多一些”，邓颖超及工作人员曾“设计”以6岁的小咪（周秉宜乳名）作“秘密武器”，央求、生拽伯伯带她去公园看花。在周恩来办公室门上贴“大字报”，联名“造反”，请求他“改变工作方式和生活习惯，以适应身体变化情况”。这些举动看似有些无奈，却也难得一片苦心。

　　慈严相济 亦师亦友

　　邓颖超曾两次怀胎。由于险恶的斗争环境和当时医疗技术所限，一次流产，一次难产致婴儿夭折。无后，对于两位情深笃厚的伴侣来说，是件非常残酷的事情。但是，他们却活出了一种新境界。邓颖超、周恩来两位战友出于“对国家和社会负一份责任”，以其博大的爱，关心呵护收养了很多孩子。有烈士遗孤、社会遗孤及其亲属家的孩子。周恩来由于肩负大任，公务繁忙，爱妻“小超”更多地扛起关顾照料养子养女之责，并与孩子们结下深厚感情。孙炳文女儿孙维世，是周恩来、邓颖超收养的烈士遗孤之一。孙维世聪明好学，多才多艺，励志上进。周恩来夫妇视其为心肝宝贝，掌上明珠，各方面给予关心。作为妈妈，邓颖超更是对孙维世疼爱有加，时时处处想着她。1950年1月，周恩来陪同毛泽东出访苏联，孙维世作为俄语翻译组组长一同前往。1月18日这天，当年重庆红岩村老房东托回家省亲的女儿给邓大姐带来红岩本地生长的水仙花。正值花季，清香扑鼻。邓颖超十分珍惜和喜欢。“三年红岩，往事萦绕，百感交集。”睹花思人，感慨万千，决定分享并送上祝福。1月21日，在给周恩来的信中特地写道：“特寄三枝给你，望分一枝给女儿，把我的想念和祝福托花儿带给她！……女儿未出我所料留下了，我很高兴十年后她能在莫斯科有助于你的工作，虽然这次没有我。”孙维世得知后倍感喜悦和温馨，因为这是远方妈妈的爱和她的一份心啦！1958年4月下旬，得知孙维世因病住院，邓颖超迅即赶去看她。回来后，仍觉不放心。24日这天，给女儿写信。“亲爱的闺女——维世：匆促地看了你，未能尽所欲言。回来后总觉得不能释怀！说真的，在你的病未痊愈之前，我是不能放心的！亲爱的维世！你必须认识你所害的病的性质——慢性消耗病，还可能引起并发症。”在提醒女儿既要注意配合治疗，又要重视“排除一切人为的消耗”时，特别叮嘱“千万要少看书，最好不看，善于自己消遣，积蓄力量，以便对疾病作胜利的斗争！”信中交代“金山亦应这样帮助你，不能一味地顺着你的要求。……此信望你给金山一阅。”信末深情地写道：“衷心地望你能重视我的话，祝福你早日痊愈健康！”落款：“你爱的、爱你的妈妈手书”。这封家书，真是“字字见母情，行行显慈意”。同时，也让我们感受到邓大姐超越血缘、超越代际，对病中女儿那种至真至纯、至笃至厚的牵挂、慈爱、深情和博大。对于孩子们的爱，邓颖超既有慈的一面，有时也很严格和认真。1970年底，侄儿周秉和从他插队落户的延安，参军到了新疆喀什，并拍了一张穿军装的照片寄到中南海，想让伯伯和七妈高兴高兴。很快他就收到了七妈的亲笔信。“秉和，我和你伯伯都看了你的信。你想当兵，当然很好。但是，农村更是一个广阔天地，在那里同样可以大有作为。我和你伯伯都认为你还是应该回到延安去，和老区人民一起，坚持在艰苦的农村劳动锻炼，改造自己。”就这样，只当了三个半月兵的秉和，又回到了延安农村继续当农民。原来，当时全国有上千万的学生下乡插队落户，为逃避农村艰苦生活，不少干部子弟以参军服役为名，想着法子到部队去，在社会上造成很不好的影响。周恩来和邓大姐认为，周家的孩子不能带这个头。于是邓颖超便唱起“黑脸”，亲自写信、谈话做工作，得到侄儿及其家人的理解与支持。

　　大侄女周秉德，12岁随伯伯和七妈住进中南海，直至大学毕业后参加工作。周恩来眷顾她，邓颖超更是将其视为己出。关心她的工作、学习和生活。为她传授理想，引领人生，助力健康成长。“亲爱的秉德，我可想你啦！不知起过多少次念头，要给你回信，直拖到今天才写。”这是50年代末邓颖超到广州养病时给周秉德信的开头。“我看了你每一封信，都很高兴！因为从你信里知道你们修水库的情形，从苦干实干到巧干的过程。更高兴的是你到下边去在群众工作中锻炼得有了长进。”在勉励周秉德继续好好干后，七妈以亲切而又充满爱的口吻写道：“我从南方回来时，买了一双凉鞋，准备送给三个闺女，看谁穿得合适。结果是维世、粤生都一致让给你啦！等你回来时，送你作奖品吧。让我在这里紧紧握手和拥抱你！祝你劳动、工作、思想都丰收。你的七妈手草，1959年5月7日”。信内信外，都是暖暖的。一年多以后，周秉德来信就自己的终身大事问题请教七妈。邓颖超很快回信：“我应该也必须把我的意见快答复你，不过这只是供你参考，决定问题，还是应该由你自主。”信中邓大姐根据养女遇到并提出的问题，与之谈原则、指方向、给建议。强调“一个共产党员在选择伴侣的时候，最重要的前提是政治条件和品质”。建议周秉德注意与男友先互动和相处一段时间，不能急。同时通过组织渠道向对方单位做一些情况的了解后再作决定。信的落款为“你的七妈同志”。情真意切，言近旨远，对周秉德教育帮助很大。1964年国庆节这天，得知周秉德与党外知名人士沈钧儒老先生的孙子沈人骅喜结连理，邓大姐携礼前往祝贺。当沈人骅的姑父范长江、姑母沈谱等惊讶邓大姐亲自登门相贺时，邓颖超笑呵呵地说：“嫁女儿，我能不来吗！”此时此刻，七妈的心，慈母的爱，瞬间被诠释得淋漓尽致。

　　几十年的生死相依，半个多世纪的肝胆相照。当伴侣，邓颖超善尽为妻之责；做母亲，邓大姐倾尽姆妈之能。无私，润泽山河一片；无后，养育孤困一群。家书中声声对“恩来”的呼，对“女儿”的唤，凝聚了邓颖超的万千情怀，展现了其贤妻良母的拳拳大爱和至高境界。海棠依旧，逝者长存；大音希声，厚植万代。邓颖超的名字将与周恩来的名字一起，永远铭刻在人民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