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铭权
深秋时节，在黄泥河山坡上，升腾起一堆堆熊熊燃烧的篝火，极力拾掇着秋阳的热量。才在山下稻田里忙碌完的人们，三三两两围定篝火，舞蹈着，欢笑着。火热的场面，温暖了逐渐寒冷的季节。
走近一看，原来这是故乡收挖红苕时的劳动盛况。那“篝火”是在地里堆积如山的红苕，漫山遍野绯红一片，蔚为壮观。
红苕栽种在一垄垄高高隆起的苕埂之上，并行的苕埂之间形成一条条苕沟。母亲带着我们兄妹，各人站在一条苕沟里，开始用镰刀收割苕藤。为防止苕藤随意定根而影响主茎产量，我们在红苕生长期就多次“翻”苕藤，所以现在收割起来相对轻松。大致割上七八窝，手就握捏不住了，需要用一两根较长的苕藤，把它们捆束成一大把，随后晾在土坎边的桑树上。那是圈里的猪和牛羊过冬的主食。
我一边割苕藤，一边瞅寻着蚂蚱等小动物。在之前“翻”苕藤的时候，它们可是品种繁多、满土跳跃，现在却很难见到几只，都长得灰头土脸，动作不再敏捷。发现它们后，我悄悄挨过去，把手掌合成拱形，然后猛地贴地罩住。在我的影响下，我们兄妹开始捕捉游戏，并相互攀比抓获蚂蚱的数量和块头。直到母亲大声斥责，这才赶紧重新认真干活。
苕藤割完并拖移到土坎桑树上之后，地里一下亮堂起来。父亲等人朝手心里吐一口唾沫，双手合拢轻轻揉揉后，开始挥舞锄头收挖红苕。其实挖红苕真是一门技术活，需要在下锄之前认真观察地上剩余的主茎，来准确预判主茎下红苕大小和长势。不然，下锄远了，撬动锄柄后，拱起来的老是一大堆泥土，真正的主角在一旁深藏不露，还谨防成漏网之鱼；下锄近了，锋利的锄口会将这“一家子”全部拦腰斩断，我们管这样的红苕叫“缺口苕”，品相差不说，还极不利于储存。
父亲和前来帮忙的爱民大哥等人都是高手。每一窝红苕，都是一锄解决问题，一块土下来鲜有“缺口苕”。他们在下锄后，还会根据苕沟的深浅，确定朝哪个方向起锄。于是，合着红苕带上来的泥土，会恰到好处地到达缺口位置，填平当初为便于红苕生长而人为制造的沟壑。在朝挖下一窝红苕移动步伐的过程中，他们会顺便用锄头或者脚尖“修理”一下冒头的土块，让收获后的空地瞬间变得格外平整。
我们远远地跟在父亲后面捡红苕，将它们凑成一大堆。然后坐在矮板凳上，开始“抹”红苕——清理干净红苕皮面上粘附的大块泥土，把多余的茎干部分掐掉，清理干净后丢入竹篼中。这是一个繁琐的农活。沙地还好，手一抖泥就掉；黄泥土里的红苕，往往会裹着很厚很湿的泥块，需要用手去掰甚至搓，才能实现苕泥分离。一会儿工夫，双手满是湿泥。有时恰好鼻涕流出来了，还得请母亲帮着揩干净。
坐着“抹”红苕的我，特别渴望亲手去挖红苕。想象力丰富的我，总觉得父亲手中晃耀的铁锄，就是在村口放坝坝电影时的那张白色的“档子”。一根根壮实的红苕从泥土中站出来，恰似那些十里八村的乡亲，在黑夜里举着遍山灯笼火把，到村口的晒场上聚集，“档子”面前人头攒动，都红着脸看电影里城里人袒露的爱情。
可我拿起父亲递过来的锄头才发现，现实哪有这样浪漫？它沉重无比，每次落下抬起，需要我付出很大的力气。锄柄很快将我的手心打上血泡，皮破后和着汗水钻心地疼。羞愧的我把锄头还给父亲，规规矩矩跟在他后面捡红苕。
“抹”得干干净净的红苕装满众多竹篼。父亲他们一担担地全给挑回家，连被锄头挖烂的“缺口苕”，也一根都不会落下。我家屋后在岩壁上开凿的三个苕窖，被装得满满当当。这一丰收场景，曾令我热血澎湃地作诗纪念——
让我们温暖的手指
抵达十月饱满的果实
将成人的伢子和过门的媳妇
簇拥进热烘烘的窖屋
北风乍起时 屋里拱起
绯红的布
入冬以后，父亲陆续从窖里取出红苕，洗净后拿到加工坊破碎成苕浆，然后用一张豆腐帕做成的过滤器，在几个大小不一的木桶间倒腾，竟神奇般地让红苕变身为红苕豆粉。天气晴好时，父亲把豆粉取出来，放在竹匾里晾晒。暖暖的冬阳下，豆粉在田野里闪耀着锃亮的白。
父亲的努力还在继续，他还要将豆粉变成粉条。在简易的露天工场，掌伙师傅手握一个悬挂在梁上的铜瓢，用力击打后，从铜瓢的均匀小孔中流出无数根细线，流经一热一冷两口大锅，冷却后即成为粉条，垂挂在竹竿上晾晒。红苕粉条远比红苕有着更大的价值，是故乡红苕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
整整一冬，母亲也没有闲着。她把晾在土坎桑树上的苕藤背回家，将圈中猪牛羊养得膘肥体壮。她还用红苕豆粉做成溜滑脆嫩的凉粉，用香油、辣椒、花椒等调制麻辣鲜香的调料。一碗碗热热乎乎又可口的凉粉，让我们兄妹的脸色，红苕一样朗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