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与白居易齐名的诗人元稹，曾任监察御史，因得罪权贵被贬为通州司马，后任虢州长史，还曾拜平章事暂短居于相位。他著有《元氏长庆集》，内收有近百则判词，可能是他为备考“书判拔萃科”而撰写的习作，后多有遗失，今天尚能看到的只有十余则，“错字判”是其中之一。元稹的判词与其诗作一样，平浅明快，剖析细腻，生动感人，让人易于接受。正因为如此，元稹的判词被当时的众多考生引为范文，纷纷模仿。
“错字判”的案情是：“丁申文书上，尚书省按之。辞云：‘虽误，可行用’。”即丁某上呈的公文中出现错字，被当时的最高行政机关——尚书省纠劾。丁辩称：“公文虽有错误，但不影响使用。”
对此案如何裁判，元稹的观点，姑且站在今天的语境下来说，那就是：
一看主观态度是故意或过失。“文奏或差，本虞行诈。此例可办，必有原情。苟异因缘之奸，则矜过误之罚。丁也方将计簿，忽谬正名。曾不戒于援毫，遂见尤为起草。”即元稹认为，惩罚奏文错误，本意是为了防止奸吏做欺诈的坏事，因此就须看看丁某其用意是否在于与坏人勾结为奸，故意为之。丁的奏文在登记户口、税赋、人事的簿籍中出错，或是忽视辨清名称使名实不符，或因统计不准下笔不慎，或是受到上级指责心情不佳所致，总之属于过失行为，因此就应慎罚。
二是看危害程度是轻微或重大。“然以法存按省，误有等差。倘以百为千，比赐缣而难赦；若当五而四，纵阙马而何伤？苟殊‘鱼’、‘鲁’，相悬宜恕;‘甲’、‘由’未远，按其非是。虽怀三豕之疑，诉以可行；难书一字之贬，请诸会府。弃此小瑕非愚，诉人在法当尔。”对故意与过失作出区分之后，元稹继而提出，即便是过失，也有轻重之别。“以百为千”，犹如颠倒赏罚那样的原则性错误，不该赦免，但像将五写成四这样的小差错，好比少了一匹劣马而不影响驾车。因文字形近，如鱼、鲁，甲、由等，而形成的传写错误，虽不应该，但也没有大害，最好赦免。古时尚有因“豕”与“亥”两字相似，将“晋师三豕涉河”说成“晋师已亥涉河”，结果影响也不是很大。丁的奏文既然不影响使用，“会府”即尚书省就应当宽恕他的这一过失。
本判词直白通俗，逐层解剖，分析细微，观点鲜明，理念先进，体现了元稹对员职务上的过失行为区别对待，惩罚大害、赦免小过的宽容态度，同时适用法条也非常精准。《唐律》卷十《职制律》“制书误辄改定”条：“诸制书有误，不即奏闻辄改定者，杖八十。文书误，不请官司而改定者，笞四十。知误，不奏请而行者，亦如之。饰文者，各加二等。”另一条“上书奏事误”规定：“诸上书若奏事而误，杖六十;口误减二等。……误有害者，各加三等。”注曰：“当言千疋而言十疋之类。”由于丁某的奏文仍可使用，显然其行为尚构不成“误有害者”，元稹判词给予轻处轻罚，无疑是于法有据、站得住脚的。
看来，真正能够赢得当事人和业界认可的判决书，就在于说理透彻，鞭辟入里，逻辑性强，分析细微，辨别精准，明明白白地告诉当事人，为何如此认定事实，为何如此适用法条，民事判决书还要点明当事人困惑在何处以及如何解惑，所有这些都要交代得一清二楚。切记不能虽有说理，却说理不准不透，没有针对当事人的观点与主张进行具体的个性鲜明的说理，而是泛泛地罗列同类案件的共有道理来讲，惯用一些公式的现成的结论，不能很好地揭示证据、法律、结论之间的内在的关系，以至影响判决的公信力。这是否就是“错字判”所给予的启示，还是见仁见智吧。
（作者单位：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 左连璧）
